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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他们再也干不动活儿了

时间:2019-06-16 03:00来源:回馈社会
新京报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斗室,一张搭起来的单人床,一个炉子,角落放着零星的杂物和锅碗瓢盆…… 床头的墙上,贴着一张二维码,那是贫困户的标识,任何人扫码,都可以看到主

新京报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斗室,一张搭起来的单人床,一个炉子,角落放着零星的杂物和锅碗瓢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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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的墙上,贴着一张二维码,那是贫困户的标识,任何人扫码,都可以看到主人的详细信息:赵雨太,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镇深井堡村,2018年11月8日脱贫,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2018年人均纯收入6380.60元……

北京六里桥下,一名等活儿的农民工正在打盹。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页面的下方,还有赵雨太的照片、身份证照片、家庭信息调查表、贫困户申请书、贫困人口退出验收表等诸多资料照片。

新京报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城乡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数亿人走出农村,奔赴城市南下、北上、东进,奔向珠海、深圳、广州、北京、上海……从事着建筑、环卫、绿化、餐饮、工业生产等诸多最基础的劳动工作,他们是第一代农民工。

这间屋子,就是79岁的赵雨太生活的地方。户口本上的职业是“农民”,但赵雨太一辈子没种过地,年轻时在生产队里赶马车到处跑,改革开放以后,把自家的承包地给了侄子去种,一个人跑到城里打工。

30多年中,他们走过最长的路,干过最累的活,吃过最多的苦。如今,他们老了,渐渐干不动活儿了,有人留在城市,有人回归乡土,却终究有人留不下也回不去。城市与家乡,又将如何对待他们?

许多年后,赵雨太年老回乡,没有房子、没有儿女、在侄女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入住了村里办的“幸福院”,这是一个互助养老的项目,这间房子就是村里用原本废弃的小学改建而成的。

他们是最早的打工者,如今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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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藏在居民楼中间的平房,周志云沏了一壶茶,和新京报记者讲述30年前他南下时的情景。

79岁的赵雨太还能骑自行车。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我是衡阳人,从衡阳到深圳,每天只有一趟火车,火车站上,人根本上不去,车门被大铁链子锁上了,人们从窗户里爬进去,里面的人拉,外面的人推。车里面根本没处下脚,过了韶关,脚才能落地”。

没和人商量,他一个人来到了城市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无数来自田野的年轻人,离开故土,奔向城市,寻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周志云所经历的,只是当年席卷全国“打工潮”的小小一角。数千万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和土地告别,涌入城市。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珠海……都是他们的目标。

在深井堡村,赵雨太曾经是得风气之先的人。1983年,刚刚改革开放之时,村里的人们还在踅摸怎么从土地里获得更多的收入时,赵雨太就独自登上了去张家口的火车。

30多年过去,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了,许多人已经超过了60岁法定退休的年龄,还有很多人,正在逼近这个年龄。

没有人给他出主意,也没人介绍,更没和任何人商量,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哥哥也成家立业,有自己一家子的生活,赵雨太独身一个人,甚至不怎么会种地,此前在生产队,他一直赶着马车拉货,做些装卸之类的工作,对于土地,远不像别的农民那么熟悉。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到201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8亿人,其中老一代农民工占48.5%,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21.3%,接近6000万人。

对于赵雨太来说,张家口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此前跟着马车也曾来过,但也仅限于浮光掠影的印象,并不能让他顺利地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

事实上,从2009年以来,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与总量一直在升高,且从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其中尤以建筑业为重。

“没人介绍,我就挨个单位问,问人家要不要看门的、打扫卫生的”,赵雨太说。最终,一所小学收留了他,那所小学原来的门卫走了,正好缺一个门卫,一个月30块钱,管住不管吃,“钱少点儿,但最起码能混住嘴”,他说。

另一份数据显示,在建筑等重体力劳动领域,四五十岁的农民工仍是中坚力量。一位建筑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建筑工地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55岁以上的人不要。理由很简单,55岁以上,体力下降,劳动能力也在下降,而且受伤风险会增大”。

本来以为只是过渡,但对没有任何技能的赵雨太来说,在那个年代,找一份更高收入的工作,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所以,这份一个月30块钱的工作,一干就是10年。

但事实上,不论是打工者,还是包工头,都有办法绕过这个“潜规则”,有人把头发染黑,有人低报年龄,而包工头们,则依靠良好的伙食,保证农民工的体力,“现在工地上的伙食大多数都特别好,每顿有肉是基本的,肉还得多,还得做得好。好多工人年纪都不小了,不吃肉没力气”,一位包工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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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雨太无儿无女独自一人生活。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北京六里桥,农民工在等待开工。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刷过盘子挤过奶 从看大门到烧锅炉

工资必须日结,超过一星期的活不接

赵雨太一直强调自己很健康,耳聪目明,除了有点儿气短,没别的毛病,不过,他的记忆其实已经不那么清晰了,打工时的经历,多数都记不住了,甚至连当时的工资,也不太能确定具体的数字了,有时候说10年没涨过,还是30块,有时候又说后来涨到了35块。

2019年4月16日中午,67岁的陈孟景骑着环卫车,在林荫道上缓缓而行,他已经干了一上午,正准备回去吃午饭。

在1983年,30块钱的工资虽然少,糊口却并不算难,到1993年时,即便35块,也太嫌微薄了一点儿。但即便如此,他也没保住这份干了10年的工作,“学校优先安排退休的教师,不让我看了”。

陈孟景是河北邯郸人,十多年前,他和妻子双双来到北京,进入了一家清洁公司,陈孟景被公司安排做街道环卫,妻子则被安排在一家医院做保洁,每人每个月2500元,住在公司搭的工棚里,自己做饭吃。

此时的赵雨太,已经53岁了,没有什么地方会招收一个53岁的人长期打工,赵雨太只能到处打零工,那段时间里,他最中意的是一份饭店的工作,管吃管住,每个月600块钱。但这份工作并没有干长久,有更年轻、更能吃苦的人代替了他。

来北京之前,陈孟景夫妻一直在当地打工,家里的地,早就不种了。两个孩子也都在外面打工,孙子也都长大了,不需要他们帮忙了。孩子们不愿意让他们出来,希望他们呆在老家,但两个老人呆不住,“在外面打了半辈子工,回家干什么呢?种地,种不动了,也不会种。打工,在老家也没人要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赵雨太离开城市,住在邻村的侄女家里,侄女夫妻都在外打工,没人给照顾孩子,赵雨太承担起了这份工作,给孩子做饭,兼顾放羊、挤奶。

在北京六里桥,每天早晨,都会有上百农民工在这里等活儿。六里桥有长途车站,又临近西客站,曾是一个著名的非法劳务市场,近年来,随着相关部门的治理,大部分农民工搬到其他地方去了,留在这里的,大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极少有年轻人。

重新回到乡村生活中,赵雨太仍旧再寻找着新的打工机会,直到镇子里开了一所私立小学,赵雨太才得到了新的工作机会,烧锅炉。

他们只接工资日结的活儿,不接受月付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长期雇佣,“怕了呗,以前老被扣工资、拖欠工资,现在超过一个礼拜的,基本上没人干,就算要干,也是每天结账”,已经57岁的江海潮说,江海潮是安徽人,在外打工已经近三十年,现在只打零工,每天结账才干,长期的活儿不接,“现在不怎么扣钱,也不怎么拖欠了,但早就怕了,万一拖欠呢”,他说。

这一次,干了8年,每天烧锅炉,给学生们送水,比起当门卫来,当然辛苦得多,但赵雨太觉得,这已经很好了,“60多岁的人,有人愿意雇,还要求什么呢”?

人少了,招工的人也就少了。尽管只剩下一百多人,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活儿干,从早晨到中午,一部分人跟着招工的人走了,一部分找不到活儿,回家吃午饭了,还有一部分只身在京的,不愿意回到出租房,在附近吃过了便宜的午饭,就又回到这里,打牌、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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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那个出租房也没意思,除了睡觉,什么事儿也没有,还不如在这儿,还有人一起聊天”,49岁的刘浩然说。刘浩然是河南周口人,20岁出门打工,已经打了29年工,因为没什么手艺,一直在工地上当小工,以前一天能赚10块钱就算不错了,还要被包工头拖欠,拖个几年都是常事。现在每天可以赚150—180元,日结,挺好的。但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儿。一个月能干20天就算非常不错了。他租住在附近的平房里,一个月300块房租,再加上吃喝,一个月能剩下2000块左右。

赵雨太的“家当”。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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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些,也能生活下去

做装修的李国才手里拎着一柄大锤。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8年后,学校关张了,年轻人更愿意把孩子带到城市去上学,镇里的学校,学生越来越少了。

年轻人不愿意干重体力活儿了

没人解雇赵雨太,但赵雨太再一次丢了工作,年纪已经超过70岁的他,这回真的没人再愿意雇了。

下午两点,太阳照到了六里桥的立交桥下面,有人在路边的树荫下打盹儿,有人独自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几个打牌的人挪了个地方继续,其中有两个已经白发苍苍。

失去了生活来源的赵雨太,再一次回到了侄女家。原本以为生活再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一直到2017年,村里告诉他,可以申请入住“幸福院”。

这里还有十多个人,但今天不会有人来招工了,他们只是不想回去。

“幸福院”是河北省推行互助养老的措施之一,年满60周岁以上、生活能够自理、有入住意愿的农村老年人,经批准后可入住幸福院。散居特困人员、低保户、计生特殊家庭、空巢独居老人优先。采取“集中居住、分户生活、自我保障、互助服务”。

“留下的,都是没手艺的,我们这些人,只能干些装修、绿化之类的体力活儿,这些活儿,年轻人不愿意干,又累又脏,收入还低,他们更愿意去干快递”,刘浩然说。

深井堡的“幸福院”,是由村里废弃的小学改建的,这所小学已经撤销多年,改建后的“幸福院”只占了一半,还有一半并未改造。

告别刘浩然,在回去的57路公交车上,记者遇到了51岁的李国才。他背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拎着一柄大锤,像是春晚小品《装修》里的黄宏。

“幸福院”有十间房,其中有三间是村里的卫生室,一间厨房,两间图书室,剩下了四间房可以入住四户,目前只住进了三户,三户人都是原先的贫困户,且无儿无女,符合“幸福院”的入住标准。

李国才确实是干装修的,他是内蒙古人,1993年就出门打工,一直在干装修,去过牡丹江、去过兰州,在北京已经十多年,他有点儿手艺,所以不用去劳务市场等活儿,老板每天会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明天在哪儿干活。

赵雨太入住的时间比较晚,2017年才入住,另外两户在2014年就已入住。记者采访时,两间房子里都没有人,“他们出去了,自己找点儿活干,有一家收废品卖,我们白天见面其实不多”,赵雨太说。

李国才的家人都在内蒙古,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正在上中学,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他一个人打工,“我是村里第一个出来打工的,家里的地少,收入很少。现在也不让养羊养牛了,其实就算让养,也不值钱,在北京,一斤羊肉卖几十块钱,但在我们当地,整只羊才卖七八百”。

入住之后,赵雨太没有再找新的工作,也没像邻居那样,收废品赚钱,仅靠养老金和低保等收入生活,“够了,艰苦些,也能活下去”,他说。

李国才的工资也是日结,每天260元,不管吃住,他租住在朝阳双桥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那里有很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房租不贵,每个月600元,平均每天20元,加上吃饭、坐车,每天花60元,剩下200,每个月能剩5000多元。“挺好的,一个人出来打工,一年差不多能赚五六万,一家人生活都过得去。要是在老家,一年下来,连孩子的学费都赚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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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装修不比干建筑轻松,而且没有停工期,长年无休。有时候家里人也会劝李国才休息一段时间,但李国才并不觉得累,“现在干活比以前好多了,最起码工资日结,不会拖欠,干一天就有一天的钱”,他说。

赵雨太和村民下象棋。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下午6点,北京朝阳区双树村的村口,一辆面包车停下,钻出了十多个农民工,他们迅速围成一圈,中间的一个中年人,掏出一叠红色的人民币,给周围的人“发钱”,每个人150元,这是他们一天的工资,因为全是100元的纸币,有人还为了找零争执起来。一位来自河北邢台的老人,已经白发苍苍了,但拿到一天的工钱,笑得像孩子。

80岁了,他觉得自己还能过

双树村是北京最大的农民工居住地,在以前,附近还有别的村子可以租住,但这几年拆迁,只剩下这个村子了。人们都聚集在这里,房租也在上涨,以前三五百元的房子,基本上都涨到600元到1000元之间。住在这里的,许多都是中老年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传统的重体力工作,每天早晨从这里出发,散向北京城区,傍晚回来。

赵雨太更愿意用“虚岁”来计算年龄,“我虚岁80了”,出生于1940年的他,身体仍很硬朗,有点儿小病,在卫生室买点儿药,没住过医院,也不知道住院要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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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乡政府每年为他代缴了220元的新农合医保,如果住院,还可以不付押金,直接以新农合医保结算,村里卫生室的医生,负责他们的体检、日常咨询等工作,这是另外一个健康扶贫的项目,记者参观时,卫生室关着门,“可能出诊去了”,一位村干部说。

北京朝阳双树村,农民工领到一天的工资。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在赵雨太的贫困户信息中,记者看到了他详细的收入,有养老保险、低保金,还有一项2630元的财产性收入,这是政府资助他的、由一家扶贫企业带来的分红收入。

养老,还得靠自己

“幸福院”的房子和水、电是免费的,看病有新农合报销,如果有大病导致无法行动的,村里会雇人照顾。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的开销、取暖等,都需要自己负担。

2019年1月30日,春节前夕,河北阜平一个贫困山村里,62岁的龚新庆背着手,在自家刚刚改造完的房子前散步。

赵雨太自己生火取暖、买菜做饭,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幸福院”里,也会互相帮助,但赵雨太觉得,自己还不需要人照顾,“我还干得动”。

龚新庆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每一粒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和村里的其他人有些格格不入。

采访的那一天正是初春时节,天气不太好,但赵雨太没有生火,“昨天还很暖和,所以早晨起来就没生,谁知道天气变了”,劝他生火,他只是笑笑,没有动手。

实际上,他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回乡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农民工,两年前的春节回家后,就不再出去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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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刚刚出来,山里的空气清新却很冷冽,村里没什么人出来活动,龚新庆有些不适应。

深井堡村幸福院。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我还是喜欢城里的生活,这里就空气好,其他一切都不如城里方便。但回不去了,我是干建筑的,老了就没人要了”,他说。

编辑:回馈社会 本文来源:如果有一天,他们再也干不动活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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