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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记录“光阴的故事”

时间:2019-05-11 09:44来源:回馈社会
他为特区留影40年200斤照片记录深圳巨变 作为消费生活的产物,照相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大众到小众的历程。光影斑驳的照片,定格生活的瞬间,也记录着时代的

他为特区留影40年200斤照片记录深圳巨变

作为消费生活的产物,照相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大众到小众的历程。光影斑驳的照片,定格生活的瞬间,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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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照相机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改革开放后,照相机开始普及,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国产照相机海鸥、东风、凤凰、红旗、熊猫等正是在那个时期进入千家万户,逐渐成为国人旅游出行的标配之一。

1974年由霍维新拍摄的几名打鱼妹腌制咸鱼的照片在国内流传甚广。

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半自动走向“傻瓜”、从胶片冲洗到数码打印。如今,智能手机正引领大众进入全民摄影时代,与此同时,无人机的出现更是颠覆了人们传统的摄影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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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线底下看胶卷”的日子成为一些人的童年回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胶片机拍出来的风格是数码取代不了的”,老相机里藏着光阴的故事。

霍维新

胶片上的影像生活 从黑白到彩色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深圳市小渔村蛇口是一个历史性起点。今年77岁的霍维新是深圳最早的一批摄影师,从1970年到2010年,他花了40年时间,用镜头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他的摄影作品还斩获国内各种摄影大奖。“当时只要渔船靠岸,就会蜂拥而上几十名鱼贩子,争先恐后去抢个好位置。一条船几十箱鱼,十几分钟就卖完了。”在霍老的家中,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诉说着特区翻天覆地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10多岁的常夕第一次来到照相馆拍照,“我记得照相馆里面光线很暗,照相机用黑布遮着,拍照的师傅让我坐在椅子上不要动。因为是第一次照相,特别紧张,闪光灯闪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据常夕回忆,当时普通百姓买不起相机,大家都去照相馆拍照,起初照一次是两块钱,后来慢慢涨到5块,照一次相片等了一个星期才取出来。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在那个年代,除了照相馆,也有个体摄影师以拍照为生,方圆几十里就靠这一个人,为大家提供上门拍照服务。常夕大女儿的百天照当时就是找的个体摄影师,“一次5块钱,给洗了3张照片。”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价格。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陈珉颖

20世纪80年代初,吴国勇毕业之后因工作需要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相机,“我当时买的是凤凰牌的胶片相机,花了100多块钱。”一卷胶卷可以拍36张相片,吴国勇至今记忆犹新,由于胶卷这种珍贵的“不可逆”属性,每一次按下快门必须慎之又慎。也正因如此,当年每一张洗出来的照片都显得弥足珍重。

虽然年过七旬,但霍维新出门依然保持着摄影家的范儿,脖子上挂一个相机,身上穿着有很多口袋、可放相机镜头的摄影服。

20多年前,马明还只是个孩子,回忆起第一次接触相机,“好像取出胶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大人们经常说一旦曝光了照片就白费了,我小时候倒是觉得在光线底下看胶卷比看相片更有意思,看不清细节,但就是觉得好玩。”

霍维新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老家是深圳宝安,他的语调也是地道的深圳土话。退休后,孩子们都让他搬过去一起住,他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小屋。因为,家中的两麻袋照片是他最在乎的“宝贝”,只要有空,他就会翻出来品味一番。

摄影爱好者文娜觉得,胶片相机代表着一个时代。“尽管现在各式各样的数码相机,但胶片机拍出来的胶片风格是数码相机取代不了的,只能通过后期去模仿,我现在也在学习仿胶片调色。”

40年拍下200斤照片

真正让照片里的记忆鲜活起来的,是彩色胶片的普及,上个世纪80年代初,魔法一般的技术使得彼时国内的相片完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飞跃,并在一线城市盛行。

1957年,他是全村唯一一个考入南头中学的“文化人”,1960年南头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宝安师范,成为全村唯一中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边防区蛇口当小学老师;3年后被分配到蛇口公社教育办公室工作。

摄影爱好者吴国勇告诉新京报记者,“我从1984年拥有第一台相机后主要是玩彩色胶卷,富士、柯达还有国产的乐凯,也有玩这些品牌的黑白胶卷。”

霍老回忆说,当时蛇口只是一个公社,有7个大队,一共有4700人。一个小渔村,没有土地,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出海打鱼。当时,外地姑娘都不愿意嫁到蛇口。

据市民王涛回忆,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彩色胶卷迅速普及,他感叹道:“还是彩色的好看,我第一次拍彩照感觉很神奇!改革开放真是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进步了!”

被分配到蛇口时,他一个人住在小砖瓦房里,那时没有电视和手机,也不能上网,也没有电影院、图书馆。正是爱玩的性格让他迷上了摄影。1970年,他被蛇口公社教育办抽调去参加深圳摄影学会第一期培训班,这让他学会了拍摄、冲洗照片、暗房制作的技术。

数码时代崛起 胶卷走入历史

学成后,他加入深圳摄影学会,在家里搞起了家庭暗房,并筹建自己的照相馆。当时,整个蛇口都找不到一家照相馆,村民们照相要跑几十公里之外。霍维新在自家建起简陋的照相馆,成为蛇口最早的照相馆。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照相机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60年代,全国照相机生产量继续上升。70年代前半期,照相机工业开始复苏,1973-1975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照相机的产量稳定上升。

1971年,蛇口渔业一村网具改革获得广东首肯,要举办现场大会,现场摄影的任务落到了霍维新身上。当时他手里有照片有底版,但展览会需要很大的照片。当时又没有缩放器,于是他把家里的整个房间布置成暗房,房间所有透光的地方全部用被子衣服封死,把相纸固定在墙上,调整放大机的光源透过负片直接打到墙上的相纸映像,相纸太大,没有那么大的洗相池,就用孩子洗澡的大木盆装上药水用来显影。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电子自动化技术的进步,我国照相机进入史上的“黄金时代”,并走入千家万户。

40年下来,究竟拍了多少张记录深圳的照片,霍维新已经记不清了,估计有几万张。他只记得,一年下来照片都要装上几塑料袋。他说,40年下来,拍摄的照片少说也有200斤重。当年重修现在住的这栋房子时,他将堆积在暗房中的照片整理出足足两麻袋之多,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0年。如今,蛇口的渔街墙雕很多都取材于他拍摄的照片。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庭用相机中开始出现一个新鲜词——“傻瓜相机”。为什么叫“傻瓜”?因为任何普通人,就算没学过摄影技术也一样可以拍摄照片,不用调焦距,只需按一下快门,就可以拍下照片,然后将胶卷送到照相馆冲洗照片即可。价廉物美,使得“傻瓜相机”风靡一时,进入很多寻常家庭。彼时,相机再也不是什么神秘之物了,成了普通家庭日常娱乐休闲必备的工具之一。

用镜头记录改革历程

从黑白到彩色无疑是胶片相机的一大进步,而九十年代末我国照相机业再次面临重大变革,数码相机的出现将彩色胶片推下历史舞台,胶片相机也逐渐走下神坛。

作为深圳最早的一批摄影师,深圳改革开放中的很多标志性事件都被霍维新记录下来。

据网易数码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的海鸥照相机曾一度面临资金问题。渡过难关后的海鸥开始思变,于1998年成功试制了国内第一台数码相机,开启了中国数码相机之旅。

1979年7月,深圳市要在蛇口山举行施工爆破,蛇口工业区炸响开山炮,这也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炮”。他得知消息后早早赶到现场,但没有进场证,不能靠近爆破现场。但他不死心,钻进附近工地一个大水泥管里躲着。趁看场的人不注意,他赶紧拿出相机,拍了几张“蛇口第一爆”的照片。

上海海鸥数码照相机有限公司营运总监王文超告诉新京报记者“海鸥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年销售额达几个亿人民币。”1958年到2000年,海鸥相机的总销量达2200万台。

霍维新说,要拍出好照片,没有别的技巧,就是要深入生活,与被拍摄对象同吃同住,一起劳作。40年前,深圳渔民捕鱼、生活、码头作业等无不一一定格在他的底片里。当年为了拍摄海上捕鱼的镜头,他跟船出海。当时的船很小,也没有引擎,全靠渔民自己用桨划。海浪又大,小船在海面上不断地起伏,站都站不稳,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颠下船去。一开始上船的时候他还晕船,在船上坐上半个小时,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倚着靠背只想呕吐,所以每次出海,他都要空着肚子,不敢吃饭。跟着渔船出海几次,他才慢慢适应了,在船舷边上,打开相机,随着波浪抓在手的相机不停地晃动。最远的时候,他曾跟着蛇口渔业一村的渔民去到几百公里外的广西北海打鱼。

王文超表示,1985年到1995年,这是海鸥的黄金十年也是国产照相机的黄金十年。

1974年由他拍摄的几名打鱼妹腌制咸鱼的照片在国内流传甚广。这是他跟随蛇口渔业一村的姑娘们前往北海打鱼归来时抓拍到的。这张照片因为画面鲜活,充满生活气息,被广东乃至全国多个摄影展收录。

到了2000年左右,国产照相机厂陆续停产胶片相机。

霍维新说,作为摄影师,能够记录历史,他是幸运的。当年,因为蛇口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霍维新可是大忙人。作为方圆几十公里内出名的摄影师,渔民们要拍证件照都找霍维新,当时他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有空帮他们拍照。每天冲洗完照片,已经是深夜12点,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上班。“当时拍一张照片大概是两毛钱。老婆一开始是反对我搞摄影的,觉得不务正业,后来看到我帮人拍照片,还能赚点零花钱,她就不反对了。”

就在胶片相机还没有消失殆尽的时候,数码相机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花8个月工资买一台相机

2016年10月,日本国际相机摄影器材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图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数码相机整体出货量达到最顶峰,为1.215亿部,而此后连续6年下降。2015年,这一数字已少于2003年,2016年出货量为1300万部,仅为2010年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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