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 > 艺术 > 正文

“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三大焦点vnsc5858威尼斯

时间:2019-06-28 13:19来源:艺术
美学知识传统的处境 其实,对于像童庆炳这样持广义美学观的学者来说,“日”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话题,原因不在于其泛化,而在于其异化。综合诸学者的观点,美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

  美学知识传统的处境

其实,对于像童庆炳这样持广义美学观的学者来说,“日”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话题,原因不在于其泛化,而在于其异化。综合诸学者的观点,美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真正的美是感官愉悦和精神愉悦的统一,强调神圣的精神性;而“日”却停留在单纯的感官快适,它一味刺激人的生理本能,却把精神追求搁置一边。童庆炳对此进行了犀利的讽刺:“什么审美无功利,这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统统过了时;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5] 第二,真正的美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谐,它不仅使理性本身感性化,体现出合乎个体人性要求的力量,而且还使感性本身理性化,超越自身个体局限,表现出符合社会普遍性的“类”的要求;而“日”却是感性对理性压倒性的入侵。杨春时指出:“在日常生活领域,主要是感性异化,后现代社会的感性异化更为严重,甚至取代理性异化成为异化的主要形式。”[7] 第三,真正的美无利害关系,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日”却是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工具,“食利性”非常明显。耿波指出:在“日”的背后“我们可以辨认出真正操纵着这个物质社会的主人:资本家、商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以及种种的文化掮客。”[11] 第四,真正的美是终极关怀的诗意家园,对现实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而“日”却是对世俗的献媚和妥协,缺乏否定精神和彼岸精神。刘凯指出:当代所谓的“审美”“不是体现为对自我的不断提升,而是表现为对真正的现实的躲避和逃离”,它丧失了康德所赋予的“审美”的“先验性、超越性的内涵,失去了内在的精神”。[17] 总而言之,在异化论者看来,“日”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变种,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审美甚至反审美的。

  然而,生活审美化的微时代,却迅速破坏了这一边界的现实有效性。在连续扩张日常生活的丰富性、生活满足的生动性过程中,发达的移动互联网不仅为人们制造出目不暇接的灿烂生活感受,而且把日常感受的获取过程直接嫁接到生活满足的审美想象方式之上,快速实现了日常感受与意义体验一体化。当微博把专业化的文艺评论微化为人人皆可操作的140个字符、微信中一个“赞”的符号便充当了清晰具体的情感认同,很显然,在这种日常感受向感性快乐、个体生活经验向集体共享意义的直接转移过程中,微时代在营造生活审美化、充实人的当下期待的同时,也为人们在日常活动中绕开精神超越的美学要求提供了巨大便利。而这种对于美和审美既定边界的突破,一方面表明了美学知识传统在微时代所遭遇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挑战了我们熟知的美学价值建构模式。如果说,曾经以往,美学总是以不断提纯人的生活感受、持续实现日常感受向精神体验的升华作为美的生活之所,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碎片化、即时化和草根化的生活微化实践,则开始日渐明确地指向了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意义的美学建构——日常感受的平面性及其低密度的价值满足,普遍置换了生活审美的深度性和恒久性追求。

二、主体身份: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应如何?

  微时代的到来,在文化层面上促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性”:在人的日常感受与生活满足方面,层出不穷的“微”现象向人们提供了数量巨大且感性直观的对象内容,这种内容生产的“微化”为人们迅速获取生活表象打开了方便的通道;在个体感受向群体经验的社会扩张方面,移动互联网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便捷化和自由性,为人们在当下活动中解除审美的精英特质、普遍分享草根化的生活意义,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环境。于是,同以往时代相比,微时代生活的美学现实,就在于人的生活反思能力、生活体验的历史过程不断被移动互联网信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屏蔽,而直观化、消费性的日常感受则直接成为满足人们当下生活情绪的审美产品。也因此,在微时代生活语境中,相对于已经成为一种知识传统的既有美学理论来说,“美”之为何,何为“审美”,注定将以一种新的实践形态进入美学的思考范围。

[4]王元骧. 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J]. 汕头大学学报,2004,.

  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生产与消费的海量化,特别是移动技术的充分利用,最大程度地制造了微时代生活的审美普泛化特征。在对真伪同俱、细碎分散而又来去匆匆的日常生活的直接感受中,“美”已不再是指示生活目标的升华之境,不复是引导人的现实活动走向持久生命追求的永恒价值体系,而是直接泛化为人在各种“微”生活过程中的自我想象目标;“审美”不再是特定意义上人的精神活动,而是作为一种普遍泛化的日常生活形象,陈述着每个人的当下情绪与生活感受。

[vnsc5858威尼斯城官网,5]童庆炳.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N]. 中华读书报,2005-01-26.

  一直以来,我们既有的美学知识传统总是把审美价值的创造与人对生活实践的积极审视和内在体验联系在一起,强调美学经验的确立离不开人的生活反思能力。而现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生产能力的普遍依赖,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评论、微广告等各式各样的“微”现象,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以普通大众日常活动及其感受满足来实现当下生活意义的“微时代”。一方面,日常生活被简化为瞬间性、规模化和具有直接消费功能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广泛改变着当下社会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通过直接改变人的生活感受方式,微时代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活现实与人生意义、日常感受与美学经验的分裂,深刻地影响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态度和意义期待。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和过程碎化为互联网世界的信息碎片,生活意义的获取演变为移动网络构造的愉悦性视听消费,生活反思的历史功能被置换为当下活动本身的生活满足功能。这些都规模空前地引发了生活审美化的普遍趋势。

“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由它衍生的文艺学科边界问题的论争,无疑是近三年来文艺学、美学界最受瞩目的话题。围绕这一话题,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交锋,交锋主要来自对语境条件、主体身份以及对象性质的不同理解,并由此形成了论争的三大焦点:即“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不是当下中国的本土命题;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应如何;“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美的泛化,还是美的异化。

  长期以来,作为知识传统的既有美学理论,曾经为人们从日常生活感受走向审美价值体验、从世俗满足的偶然性提升到心灵感动的超越性,确定了一个由生活体验的深度性、心灵精神的纯粹性和历史价值的恒定性所定义的美的知识边界。只有在这个边界之内,“审美”才是真正指向生活品质改造与意义发现的人的精神实践方式,美的生活才可能真正体现人的生命活动的创造性意义,并由此获得美学阐释的知识前景。换句话说,在既有的美学知识体系中,人的日常活动、具体生活感受只有自觉接受了充分而深刻的精神洗礼,才可能最终成为美学的对象。

总的来说,对“日”进行研究的学者,其身份可分为三类:批判者、阐释者和辩护者。不难发现,其中“批判者”的人数最为众多,否定质疑的声音也明显占了上风。以下信手拈出的观点尽为征讨发难之词:鲁枢元对“日”这一现象的定性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9] 赵勇的定性则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10] 耿波慨然直言:“‘日’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代学术在当代文化生产中日渐显露出来的庸俗的一面:食利性。”[11] 姜文振更是沉痛呼吁:“我们需要的决不只是给‘审美化’的消费文化锦上添花、涂脂抹粉,更需要为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为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雪中送炭,更需要在工具理性、金钱力量独霸的消费文化日趋扩张之时保持澄明的人文理性与批判精神。”[12]

“阐释者”是赵勇对陶东风的一个基本定位,也是当下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欣然扮演的一种角色。对此,尽管陶东风表示并不同意,但在我看来,这一定位大致可以成立。“阐释者”是相对于“立法者”而言的一个概念,指只涉及事实陈述,不作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身份。虽然陶东风多此撰文申明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声称“我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那些中产阶级、白领或新贵阶层一边,而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13]。然而他在《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中的一句辩词,却无意中泄露了身份,他写到:“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比如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提是对它的学理性的研究”。[6] 这句话表明陶东风的研究逻辑是:先阐释再批判,阐释是批判的前提。换言之,事实陈述是价值判断的先决条件,在研究中起到第一性的作用,言下之意:一个研究者首先必须是个阐释者,而后才有可能成为别的什么者。而对于真正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立法者”来说,他们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合二为一、血肉交融、没有前后之分的。

[13]陶东风. 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J]. 河北学刊,2004,.

总的说来,持“非本土论”的诸位先生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对“无远弗届”的西方理论保持着高度警惕,更对“盲目崇洋”的当下学风极为反感。王元骧曾在《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一文中忧心忡忡地写到:“关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总的印象,笔者很同意有些学者以‘跟风赶潮’、‘追新逐异’八个字来概括……西方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文学观念,现代的、后现代的几乎都在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界找到回应,以致有人把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比作西方文艺理论的‘集散地’。像前几年流行的‘纯文学’,近年来又被人炒得火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何尝都不是一种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文学观念?”[4] 二是对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敏感的认识,对草根阶层、劳苦大众怀有深厚的感情,对食利的权贵阶层持激烈批判态度。童庆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对普罗大众的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今天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绝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提出的新的美学也不过部分城里人的美学,绝非人民大众的美学,或者用我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话来说,这不过是‘食利者的美学’。”[5]

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条件/主体身份/对象性质

如果我们承认“日”的确是当下社会的一个日渐壮大、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对于这个现象,研究主体应该持有怎样的价值取向和言说立场,即研究者的身份问题便亟待揭开面纱。

为此,陶东风曾专门撰文《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作为对童庆炳的回应,他着重指出:“我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发生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一种消费文化现象,而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笔者按:这似乎与他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文所提出的大众文化中心转移的论调有些出入)……我并不认为一个目前在数量上没有优势的事物就不值得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虽然是集中在中国城市的现象,但是正如在经济上城市对于乡村具有辐射力一样,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也是这样。我不能否定中国许多农村地区还较穷或很穷,但是由于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的极大普及,城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到农村。追求名牌、追求夸饰性消费的心理在农村同样十分普遍。因此我并不认为研究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更何况学术研究可以也应该具有超前性。”[6]

[2]赵勇. 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J]. 文艺争鸣,2004,.

总的说来,“日”的辩护者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市民理论,否认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绝对性,回避探究现象背后外在的操纵力量,他们以“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的名义,欢呼这样一种后文学时代的来临。

在相互对比中,泛化论和异化论的交锋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一,从词语的情感色彩来看:在陶东风这里,“审美”指的是“‘感性化’、‘虚拟化’、‘符号化’,它至多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术语”。[6] 而“泛化”一词并不具有褒贬之义,只是一个具有强大现实性的事实陈述;而在异化论者那里,“异化”一词的十足贬义自不待言,而“美”和“审美”则拥有无与伦比的绝对价值和毫无瑕疵的最高荣誉,如王元骧就把美“比作是人的‘精神家园’,看作人们精神的栖息之地,灵魂的皈依之所。”

王德胜真可算作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辩护者”中最无畏、最典型的代表。他在《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中认为:“日”这样一种美学现实,极为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上,而视像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并将此看作一种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14] “新的美学原则”一提出,就引来了文论界、美学界不少的发难乃至“征讨”,对此,王德胜表示是“毫无预料的”,但更让人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竟不惜冒着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继续义无反顾地拥护倡导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在接下来的商榷文章《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中,王德胜则将“日”公然看作“世俗大众的生活梦想”,并从大众感性生存的权利和人的感性欲望的伦理正当性出发,重申了他的辩护立场:“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捡拾理性的规则。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应该从这样一种美学本来的出发点去进行。”[15]

[3]朱国华. 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略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条件[J]. 文艺争鸣,2003,.

一、语境条件:“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不是当下中国的本土命题?

王焱,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9

三、对象性质:“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美的泛化,还是美的异化?

[8]朱志荣. 论日常生活的审美现象与审美本质[J]. 文艺争鸣,2004,.

[12]姜文振. 谁的“日常生活”,怎样的“审美化”?[N]. 文艺报,2004-2-5.

[19]王元骧. 文艺学不应回避艺术本性的研究[J]. 暨南学报,2004,.

[11]耿波.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食利性与文艺学的反思[J]. 江苏大学学报,2005,.

然而,恰恰是这一对西方资源的引征,诱发了许多学者的征讨,纷纷对这一命题语境条件的本土真实性和正当性表示怀疑,认为该命题作为“美学用语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实质上是个“伪命题”,至多不过是个“局部命题”。赵勇饱含激情地表达了这种质疑:“这是一个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话题吗?好像不是,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一命题出自西方理论家之手。……依我的判断,西方学者提出这一命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他们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是要为当下的社会形态找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但是中国进入到一个后现代社会了吗?相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2] 朱国华也表示:“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未能摆脱生活的必然性困扰、还在向着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课题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还不是一个普遍性命题。”[3]

可以说,赵勇和朱国华的这种担忧代表了许多“左翼”思想者的心声:在一个不仅理论资源需要进口,就连问题意识都依赖进口的年代,鉴于“唯西方”情结的扭曲和“伪命题”的泛滥,学术界应该警钟长鸣。因为这种忽视语境条件,将特殊阶层的话语在学术研究的合法名义下偷换为普遍性话语的做法,不仅有可能使自己的话语阵地为西方话语的跑马场,而且会有可能使研究者自身成为特殊阶层的共谋者。

编辑:艺术 本文来源:“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三大焦点vnsc5858威尼斯

关键词: